父亲去世的那天，呼兰河边刚泛起第一股春水。住河套的老尤送几尾鲜活的鲤鱼来。父亲手指鲤鱼极清醒地说：开河鱼，过冬的，鲜，干净。说毕便咽了气。

父亲的死和奶奶一样。当他昏睡到第十四天时，家人便极静穆地守候在床前，平静地等待这一刻。不同的是，奶奶死在六十六岁那年的六月初六。父亲死在八十九岁的二月初四。父亲曾说会死在二、八月，应了这话。

六十年前的六月初六早晨，心急如焚的父亲赶到了安达站。这里离家还有四十八里。当时的安达站是松嫩平原的商埠要地。方圆几百里的粮食都在这里集散，往来商贾，三教九流，熙熙攘攘。父亲捡一摊位给奶奶课了一卦。穿长衫的胖先生拨了几下算盘珠，说老人家已到了天寿。父亲起身便走，又被叫住，回头看见的是一双亮眼。胖先生又说：老人家积德行善一辈子，上天或许有所表示。父亲苦笑，老母一介寒妇，何以动天？转身向家急赶。

时下正值一九三二年六月天。黑龙江大旱，入春后无雨，酷暑难当。父亲赶到家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父亲至孝。奶奶家穷，人丁却旺，兄弟姊妹十二人。父亲虽行三，却主事。维持家计全靠父亲做长工。至今叔叔提起父亲还说：“那时你爷肺痨。你爹给马老大家干活，离家十八里，每天挣到钱给你爷买付药送回来。鸡叫头遍再赶回地里干活。”为了家计，父亲干活不惜命，成了长工中打头的，每天能多挣几个钱儿。

六月初六中午时分赶到家看望奶奶的父亲，当时正在离家二百三十里的叫做三不管的地方结庐种地。这里的百十垧好地是黑龙江省督军如夫人的胭脂地。

昏睡十四天的奶奶睁开眼望定父亲。父亲说：妈，我买了樱桃，吃两个吧。奶奶不动，又看了父亲一会儿说：老三，要下雨了，去把酱缸盖上。父亲望望窗外，阳光正曝。奶奶又催。父亲出屋时，阳光和雨丝兜头泻下来。奶奶咽气了。

时隔六十年，父亲也昏睡了十四天死去。原本春寒料峭的气候竟和煦如许。原本每夜十点停电的电灯竟奇迹般连续三昼夜照彻父亲的灵堂。

村里人说，这老爷子也动了天。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六兄妹便躲在父亲的庇护之下。当时我的父辈已有五位夭折或死去了。父亲更加辛苦，也更感到神圣。他把弟妹们养大，再为他们择良婚配，自己依旧孑然一身。小于父亲十八岁的老叔叔说，对你爹我们敬如父母。

直到三十八岁，当母亲向他这个仅有一条狗皮套裤的庄稼汉走来时，父亲才意识到他的生命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

父亲一生至少劳动了七十年。从七岁开始给大户人家做小工。然后是长达三十八年的长工生涯，然后是解放，成了江省的劳动模范，继续在黑土地上苦劳苦做，直到被我接到城里同住。

离开土地的父亲显得局促不安。赋闲几个月便再呆不住，扛把镐头去开荒地，挑来肥水把菜种得茁壮，然后连菜带地送给邻居，自己扛着镐头再去开荒。这时的父亲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 我永远无法忘记夕阳下那躬身在土地上的身影。太阳的余辉把父亲土灰色的身躯和大地都映成古铜色，浑然一体。 春日或夏日的傍晚，我常常携妻带子走向那片辉煌的古铜色。我接过镐头掘地。妻子去山坡上采撷山花。而父亲则歇在田埂上颐弄孙子。 这是在闹市里的一幅田园诗画。我在这里品尝到不尽的幸福和甜蜜，也品尝到父亲注入到我生命里的意义。

父亲聪慧。做小工时，就在私塾窗外偷会了识字。然后便看所有能看到的书，就是在去世前的半个月还坐在炕上看表于谦于大人的《珍珠塔》。 父亲有一位至交好友，是老叔叔的岳父，一位历史学教授，民国时期做过河北省教育厅长。他们常常在夜间的土炕上谈古论今。 父亲还曾在卸下一肩重担后准备随一隐士学道。那位隐士在父亲身上发现了慧根。倘若不遇上母亲，我们这一枝血脉便不会延续下来。父亲这株老树便不会繁衍出我们这些枝枝叶叶。 我的幼年便是在父亲的故事中长大的。我的史学知识多半来自父亲。 父亲对我说，他和邓小平都是光绪三十年生人，属大龙。他是真命天子。我是一介农夫。当时我笑笑。现在想来父亲或许是在对其生命历程进行反省。 父亲和邓小平在我心目中都是伟人。 父亲给了我一切。包括我的名字。父亲说咱岳家有个英雄，岳飞岳鹏举，你就取个鹏字吧。我为这个名字骄傲，虽然我并没成为岳鹏举。

我的家在呼兰河畔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家是父亲和母亲共同营造的。我们兄妹八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既使是在困难时期，我记忆的家庭也是温馨快乐的。家庭里的那股温情一直温暖着我，直到现在。我知道我之所以拥有这一切，并不取决于黑龙江那块养人的土地，而是父母那两双勤劳的手和那份无比的良善。 “文革”时期，大哥哮喘病，两个姐姐出嫁了，剩下我们五兄妹在上学，全部家计和学习费用系于父母。当时的父亲也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那么坚定地背负着生活的重轭。答案也许并不重要，但这对我的影响是极深刻的。我相信我的责任感多半来自于此。 在这个庄户家门，父母把我们一个个送走了。当我也背上行囊上大学时，只剩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满足地度着时光。

父亲消瘦，皮肤极白，脸永远健康的红润着，既使是死后。当我和三哥从二千里外赶到家时，早于三个小时去世躺在朱红色棺椁里的父亲脸上仍旧漾着鲜艳。

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从省城回家。在乡路上我看到拄着锄头在那里瞭望的父亲。也是一张这样清瘦鲜艳的脸和一双望定我的亮亮的眼睛。父亲劳作之余在这条乡路上千百次地瞭望过他走出家门的儿女们。我第一次品尝到亲情涌起的热泪的酣畅。 母亲为我包了一顿饺子。父亲责怪母亲：“怎么用黑面？掐出来的白面呢？”母亲说：“东院王家媳妇坐月子，给她拿过去了。”父亲再不做声。我却心酸。

当我终于在城里有了小家后，父母和我同住了六年。妻也出自农门，也存有一份纯朴和良善，因而家庭和睦，其乐融融。不去开荒种地时，母亲就一边帮邻居做棉衣或鞋子，一边听父亲念书读报。 因为父亲和邻人有了交往，甚至有附近的渔民和农民。即便是我的一些青年朋友也多是因为对父亲的尊敬对父亲知识和阅历的倾慕而和我过从渐密的。

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该回去了。”我愕然。又说，去给你爷奶暖脚。我默然。我是深刻地理解父亲对那块土地的眷恋之情的。我只有和我的朋友们送父亲返回故里。守候在车站送行的还有十多位老人。父亲和他们凄然作别。老人们都知道这是永别。父亲回乡二年后死去。老姐说：父亲拄着拐杖把他一生中种过的地走了个遍。二姐说：我把二位老叔叔接来，老哥俩哭诉了三天。二哥说：我说你和你三哥七点半到家，爹等到七点四十。母亲说：你爹走的很平静。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时地看到六十年前的六月太阳下父亲徒步奔丧的身影。当我和三哥下火车换乘出租车赶到家时，等候我们的是春日下朱红色的棺椁。我们把父亲葬在爷奶的脚下，葬在他苦苦劳作了七十年的黑土地。 我们无以回报父亲。子孙们每人做一枝小花。缀成两个一百零四朵鲜花的花圈敬献在父亲的坟前。半月后我们离开家。在我们身后，春风扬起母亲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此文写于1993年父亲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