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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根本见初心
作者
王松武
来源
鹿鸣文学社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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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四件事使我刻骨铭心,历久不忘。

1.知青养蜂人

1969年刚过元旦,我到乌苏里江边的边陲小镇饶河插队落户,时年19岁,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我和社员一起躬耕禾田、采石南山、沟里伐木、修路戍边。我年轻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180斤的麻袋能轻松扛起,在乡下没叫过苦,没流过泪,当年就入了团。

 

1970年开春生产队蜂场分家,派我去养蜂,由年近五旬的林师傅顶场子。我俩住进完达山脉的北山老蜂场,一间马架房、一铺小炕、一个灶台、一盘石磨、一盏煤油灯和50箱蜜蜂与我相伴。

过了清明,蜂箱出窖,我俩整日忙碌,收拾蜂箱、割雄峰蜂巢、培育蜂王、下巢础……7月中旬椴树花开,半个多月的花期,采蜜进入鼎盛期,每隔三五天就能割一茬蜜。通常每箱峰能出50-80斤蜜。

我和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类似现在的“AA制”;“食则同桌、寝则同铺”,堪比桃园结义刘关张。在蜂场开了几块地,种上蔬菜和玉米,由于蜜蜂授粉,果蔬特别好吃,“吃上蜂场大窝瓜,就不想关里家”是师傅的口头禅。

我每隔三五天就要推磨碾玉米,这是古老的粮食加工方式。师傅筛出玉米面、小碴子、大碴子三样,是我们的主食。灶上那口铁锅,经常是锅里炖菜,锅边贴玉米面饼子,再架上一根Y形木叉,上面放一大碗水,盖上锅盖,灶坑里烧上木柈,饭菜开水一锅端。

蜂场有一个方圆一平方米的水坑,里面积存着黄色雨水,蝌蚪和孑孓游来游去,这就是饮用水,常年喝未出现异常;冬天化雪为水,据说长期喝雪水会得夜盲症,亦安然无恙;我俩共用一个旧脸盆,洗漱洗衣都用它,谁也不介意;师傅不刷牙,抽黄烟,嘴里有味,还咳嗽,可能是肺病,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我不嫌乎;没有条件洗澡,一年不洗澡也不觉得难受……那个年代的人真是“抗造牌”的。

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可小咬、蚊子、瞎虻轮番进攻,苦不堪言。社员打趣说“瞎虻叼起肉在树上吃”,虽说有点危言耸听,但瞎虻能把牛马咬的直蹦高,何况人乎。

蜂场周边没有人烟、没有电,晚上大山里万籁俱寂,只有马架房里跳跃的煤油灯带来一点生气。好在有两本书,一本《红旗谱》、一本苏联译本《养蜂学》。师傅不识字,我读《红旗谱》给他听,朱老忠、运涛、春兰等人物跃然眼前,可在当时却是禁书呀。

《养蜂学》令我受益匪浅。按惯例2:1分蜂,50箱蜂能分出25箱。可书上说1:1分蜂更能刺激蜂群发展,作为徒弟不便深说。到了第二年,又分出了一个蜂场,我顶场子,按1:1分蜂获得成功,并未影响采蜜,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成功感,甚感欣慰。

距北山蜂场10里地有个关门大队蜂场,老钟头顶场子,我以老叔相称,多次翻山越岭向他讨教养蜂技术。我还帮助四排大队(赫哲族村落)料理新建的蜂场,给他提供技术指导。

身在蜂场,回家探亲,没动过装几瓶蜂蜜带走的念头,也没有发现养蜂人有这种苟且行为。

饶河是我第二故乡,那山、那水、那人总是萦绕心间。每个人都有过少年意气,有过青春梦想。在那个火红年代,在激情燃烧岁月,知青忍辱负重,奉献青春。因为受苦才更留恋受苦的地方,我有理由为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感到自豪。插队造就了我不怕艰难困苦的性格,融入血液中。

2.食堂炊事员

1972年底返城,有幸在船舶工程学院(当时尚未确定校址)院务组301食堂当了炊事员。有过插队经历,我十分珍爱这份工作,干活不怕脏、不怕累,“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成为激励格言。我还主动请缨揽了一个不适合年轻人干的不体面的活——“猪倌”,喂了十余头猪,每天烀几大锅猪食,挑着担子往返于食堂和猪圈之间。工作之余翻看学院印发的政治学习材料,对哲学颇感兴趣,那时社会上只有这类书流行。

红卫兵运动虽然过去,却仍然有人热衷“造反”,提出“要让船院变朝农要让卓明变徐铭”口号(朝阳农学院即张铁生就读的学校,曾提出“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徐铭为该校党委书记,卓明为哈船院党委书记)。我不赞成这些过激行动,那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工农干部值得敬重,他们创建了哈军工,又顶着压力举步维艰地创办哈船院。

1974年学院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各处级单位派代表发言,每个发言5-10分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林批孔等,“火药味”十足。院务组让我发言,我结合食堂工作,发言题目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好炊事员》,我以馒头是不是商品展开论述,从我党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讲起,提出馒头不是商品,食堂盈利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限制,赢得经久不息掌声。

馒头里的政治经济学”在军工大院一时传为佳话。正是这次发言和工作表现,我于1975年被推荐为哈船院自控系(四系)工农兵学员,圆了我的大学梦,时年25岁。

3.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多来自船厂、部队、农村、知青,都是没经过高考推荐上来的,学制三年。75级四系招三个班,按说以学校雄厚的师资和办学条件,这点学生简直就是“吃小灶”。可学员年龄大、文化基础差,好多人初中都没毕业,怎么读大学?高数、物理只能从初中讲起。教材都是油印讲义,扉页上“最高指示”赫然在目;内容突出实践,对于定义、定理没有严谨的描述和证明。再加上极左思潮泛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走721道路、批判宋江投降派等充斥校园。

上课带个耳朵听就行,不留作业、不考试,没有学习压力。对知识的渴望使我一头扎进“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地,这在当时够得上右倾,幸好没受批判。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从学员宿舍(12号楼)走20分钟到31号楼自习室学习,直到九点半清楼才离开。后来认识到做习题有助于消化理解知识,于是就找微积分、电工基础的习题做。我有专用的作业本,按照“抄题——解答——答案”步骤解题。最得力的计算工具是拉计算尺,三角函数、对数都能求解,我玩得得心应手。偶然得到一套文革前的数学高考试卷,如获至宝,硬着头皮啃试题,可数列、解析几何等好多知识都没学过,真是“望题兴叹”呀。

学工、学军是工农兵学员的必修课。

一个月的学军是在玉泉206团军营。一切都按连队的作息时间。站岗放哨、站队列、投手榴弹、射击瞄准、整理内务都是常规训练科目;大锅饭不限量,一个班围着一个圆桌站着吃,不许讲话;睡大通铺,行李折叠的有棱有角,白天不许躺在铺上;深更半夜紧急集合,打起背包就出发;军训间隙以班排为单位拉歌,高唱“大刀进行曲”“我是一个兵”,看谁的嗓门高,“某某班来一个”喊叫声此起彼伏。

学院武装部长李官顺到206团看望学生,他是解放战争的老兵,作战勇敢,负过伤,身着将校尼旧军装,赳赳武夫,军人气质十足,尽管行政17级,营长见了他也要打立正。晚上在营部礼堂开大会,请李部长作报告。他不用讲稿,以军人的站姿在主席台上讲战斗经历,营长几次请他坐下他都不依。

值得一提的是学军期间我光荣的入了党。因为上学前我就是院务组的培养对象,我常以学军期间入党为荣。

春季学期75-411/412两个班去了地处“三线”的九江441厂(九江仪表厂)开门办学,亦称学工。期间,下到车间跟班作业;结合典型产品“自动舵”开展教学;穿插讲授“晶体管电路”“磁放大器”;还顶着酷暑参加修江堤义务劳动;排练《长征组歌》参加文艺汇演……

在九江西面长江边上的瑞昌县,有一个与葫芦岛船厂并称姊妹厂的6214三线厂,党委书记王序卿(大校)是原哈军工教务部政委,他听说哈船院的学生在441厂学工,特意派两台大巴接我们去厂里参观。

车间都建在山洞里,是解放军工程兵建造的,令人感悟三线厂建设之艰辛。

在一栋小平房,王书记专门为我们作报告。一张桌,一杯水,这就是讲台,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王书记手里一把大蒲扇,站在那里边煽边讲,从创建6214厂讲到哈军工,没有讲稿却口若悬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说哈军工时期是红线统治,令人为之一惊。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成定论,这是名噪一时的“两个估计”,结论是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王书记讲哈军工是红线统治,这不是跟上边唱反调吗?他在那个年代有胆有识,敢于直言,令人钦佩,更看出他哈军工情怀和军人气质。

1978年我毕业留校,学习机会多了,跟着7778级听课,重新学习了高数、物理、电路、电子线路,又称“回炉”。教材都是统编的,比如《高等数学》是同济大学樊映川编的、《电路》是西交大邱关源编的。学校教学走向正轨,老教师合班上大课,助教小班辅导、讲习题课,传承了哈军工严格严谨校风。和那些择优录取的学生同堂学习,我引以为自豪。再联想到工农兵学员学的简直就是“小儿科”,就这水平怎能承担建设四化的重任。恢复高考,否定“两个估计”,教育界拨乱反正,使人们深切感到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4.九品芝麻官”

1984年,在郭志教授的主导下,将电子工程系(八系)分散在11号楼、31号楼各教研室所属的实验室整合为电子中心实验室(简称电子中心),是与教研室并列的行政单位,番号为805。电子中心打破了教研室小而全的格局,实验室集中建设、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形成院系二级管理体制。

电子中心迁到72号楼,设电路、模电、数电、高频、电工学、机房、电子实习等7个实验室,推行实验独立设课、学分制,这在全国高校都是独树一帜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也开创了哈船院乃至哈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新模式,在全国高校形成较大的影响。

电子中心承担全校各专业的技术基础实验教学1999年扩招后达到100个班),是全校的大型教学实验室,有20余名专职教师,

1996年郭主任退休,由谁接替他的工作,推进他开创基业向前发展,成为系领导考虑的重点。系主任和应民找我谈话,要我接替中心主任。我顾虑重重,因为郭主任做的那么到位,若搞不好会“砸锅”的。但是这份责任无法推辞,只好勇挑重担。我当时46岁,正值干事业的时候,暗下决心,只能进,不能退,一定要将郭主任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的奉献精神、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领导艺术都为我树立了榜样,成为工作动力。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我认为脚踏实地工作更重要。在系主任主持的走马上任会议上,面对中心全体教师(18人),我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第二不贪不占,克已奉公;第三对上级负责,当好“二传手”,大事不添乱,小事不麻烦。

能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不指手划脚,诸事亲历亲为,践行“约法三章”。晚上、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经常工作到晚上清楼才离开,这已成为工作习惯。

这样工作引起爱人抱怨,说我把家当成旅馆,但她还是支持了我。也许有人说,加班加点干工作是无能的表现,我承认这个观点,但我更懂得“笨人先起身,笨鸟早出林”,何况当年郭主任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工作精神我要传承下去。

实验室主任掌管着实验设备、场地、耗材费、设备费,在与供应商的接触中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在涉及到个人利益和荣誉时,让利于人。

任职15年间通过了7次重要的检查评估。历次评估中,我都配合领导,把问题想在前头,做大量的具体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有幸参与我校国家级教学基地和国家级示范中心的建设,为学校争取到两个“国家级”做了一些工作。

我把实验室主任比作“九品芝麻官”,官衔虽小管事多,当好“九品芝麻官”并非易事。荧屏中的九品芝麻官”外表奸诈,歪戴乌纱帽,是个丑角,但清白公正,被誉为“白面包青天”,“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是他的为官之道。

自诩“九品芝麻官”,同样能演绎快乐人生。

知青养蜂人、食堂炊事员、工农兵学员、实验室主任为我的生命打下底色。暮年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在人生关键转折点,我谨记“人间正道是沧桑”,不忘根本。

不能忘记哈船院给了我上学机会,培养我成为大学教师。我素怀知恩图报之心,上级安排的工作,我努力完成,上级没有安排的工作,只要有利于学校发展,只要有利于学生配养,我主动去做,并把它做好。

其实,不忘根本道理简单、想法质朴。就是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是干啥的;不能忘记经历的艰难困苦:不能迷失方向。

看看那些高墙里的贪官,忏悔时都提到小时候如何受苦,家境如何贫寒,自己如何努力,可一旦取得高位就忘乎所以,走向腐化堕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开展的主题教育,其意义正如习总书记讲的: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感到十分亲切,深切体会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尽管不忘根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情怀,但它却伴我一生。

编辑:李颖超  审核:李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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