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沙坪岁月

一所中学的精气神

1941年秋，还有一年小学毕业的杨士莪提前结束了小学的学习，以同等学力顺利考入坐落于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初中部。从此，他在这里接受严格的教育，学习科学，认识人生，由懵懂孩童成长为具有爱国意识、集体生活习惯与服务社会能力的蓬勃少年，并奠定了他一生进修的基础。五年的“沙坪岁月”铸就了杨士莪更高的人生起点，也翻开了他新的人生篇章。

南开系列学校是一个完整的私立教育系统，包括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四部。早在20世纪30年代，南开中学的教学质量就享誉全国。学生入学的“门槛”较高，学习期间的淘汰率较大，每年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退学的学生约占在校生的十分之一，报考大学的“上榜率”也很高。

校长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始者之一，中国著名教育家，也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1894年，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日本手中移交英国占领时“国易三帜”的场面（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第二天，改悬英旗），悲愤填膺，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遂毅然决定脱掉海军军服，拿起三尺教鞭，终生献身教育乐而不疲。

张伯苓格外重视中学教育，他说：“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之基础，又为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学生事业根基之培植，道德精神之训练，及生活技能之培进，胥维良好的中学教育是赖。”

他认为国势衰颓的原因在于“五病”——愚、弱、贫、散、私。因而，学校格外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和公民教育，主张教育并非只是使学生读书习字，而是要使学生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德智体美四育并进而不偏废，不偏重于求知的“智育”。梅贻琦、周恩来、曹禺、老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40余位院士都曾受教于张伯苓，南开中学也被誉为“院士摇篮”。

当日军侵华愈演愈烈时，南开始终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时常发起爱国运动，日军感到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7月，日军对天津发动全面进攻时，南开被视为“非摧毁不可”的轰炸目标。日军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就打南开，野蛮轰炸使南开的教学设施等被摧毁殆尽，成为一片焦土。眼见数十年心血一朝化为灰烬，张伯苓沉痛而满怀信心地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然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是意料之中，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

学校师生随后西迁重庆。南开中学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军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建立的学校。曾有人担忧地问张伯苓：“日军如果再来轰炸，怎么办？”张伯苓坚毅地说：“再炸再修！”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烽火连天，弦诵不绝。杨士莪就是在日军的“再炸”与南开师生的“再修”中，开始了南开历程。融洽的感情、牢靠的学问、诚实的生活，这是这所中学给予杨士莪的人生礼物。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

南开中学全体学生都要住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初高中学生分别实行童子军和军训管理。1941年秋季学期，南开中学首设实验班，进行“五年一贯制”的教学探索（后来因为效果不好，又改为六年一贯制）。在这一届新入学的近200名初一男生中，择优80人编为一、二两班作为实验对象，称为“实验班”。实验班不分初高中，学生不必参加初高中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这种教学探索减少原来初高中相关课程的重复学习成分，物理、化学安排在高中开设，使各科目尤其是数理化的授课内容更加深入。杨士莪是实验一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将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大学。

学校非常重视德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在张伯苓看来，教育范围不能限于书本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爱国是实现教育救国的前提，也是南开培养人才的第一要义。学校每周一在操场上举行全校集会——“周会”。由张伯苓、校务主任喻传鉴及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观点的政要、学者等社会名流来校演讲，演讲内容从国际大局、抗战形势、时政财经到天文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修身养性、励志报国等，使杨士莪视野大开。

在刚开学不久的周会上，杨士莪与1600余名学子一起严整列队，聆听了张伯苓对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解读：

所谓“允公允能”，“允公”即爱国为公，学生要知道尊重公共利益的重要，舍身为公的可贵，借以养成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允能”是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要有服务社会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生命，就必须要能吸收新知识，发挥新思想，并能予以实行……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爱国可以出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切实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诸君生当今日，机会甚多，责任极重。宜于此数年内，预备充分之学问之能力，以期异日尽责于国家。

校务主任喻传鉴在《我之十大信条》中曾写道：“一、求学是为救国，不是为家族争光荣。做事是为服务，不是为个人谋福利。昂藏七尺躯，俯仰天地间，必须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二、吾人要救国，第一须有爱国心，能为国难奋斗。第二须有爱国力，能为国事尽职。有心无力，无补实际，有力无心，众所共弃。”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及师长的信条使杨士莪铭记于心，终生不忘。他一生思想自由不羁，但时刻以“为国为公”作为其奋力进取的根由，时刻紧随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敢稍懈。

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在杨士莪的记忆里，那是抗战以来重庆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独山失守，一些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其子女“请假”。一天清晨，升旗仪式后，年已古稀的张伯苓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略作停顿之后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在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重庆同存同亡。”杨士莪与全校学生在大操场的寒风中肃立，在鸦雀无声中强忍热泪。他们将这国仇家恨化为“为救国和报国而读书”的动力，拼命用功，汲取知识如饥似渴。

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分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分之一不及格即退学。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范孙楼”，红笔写名即是留级，被称为“红榜”。学生们不跑警报时，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停电时，大家用墨水瓶倒点清油，插根棉纱，就是一盏小台灯,几十盏微弱摇曳的灯火，一闪一闪好像萤火虫，同学们或闷头做作业，或背诵唐诗宋词。学校并不提倡开夜车学习，但为防止学生在宿舍偷偷点蜡烛看书引发火灾的危险，就打开食堂的大门。所以不少人到食堂秉烛夜读，只见一大片烛光闪烁。

杨士莪高一时，学校为提高教学效率，倡导“设计运动”。张伯苓说：

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设计”，可将做事过程概括为十个字，即“为何做？如何做？做！好不好？”凡办一件事，首先要有个目标，包括设立目标前的调查研究、可行性论证等，即“为何做”；第二步就要针对目标，结合实际定一个周密计划，即“如何做”；接下来是认准方向后，强力推进，具体实践；最后一定要总结利弊、积累经验。

这十个字对任何工作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张伯苓把他的工作经验概括成这十个字，让杨士莪记忆深刻，成为他日后工作时最好的方法论指导。

在教学楼门厅里，设有一面大穿衣镜，镜上刻有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四十字后得名“镜箴自鉴”。镜箴要求大家拥有整洁文明、积极向上的仪容仪表和平和宽仁的处世态度，提醒学生注意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情操。每逢开学时节，新生们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这是南开除校训外，要求学生形成谨严向上精神风貌的最佳座右铭。

学校执行严格统一的作息、请假、宿舍管理制度。内务整理要求严格，每天都有被称为“考美”的内务评比。年龄小、身体弱的杨士莪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生活能力，逐渐形成严整利落的作风，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未来的科研工作，都大有裨益。